历史积案大多跨越数年乃至数十年，涉及土地权属、征地补偿、邻里积怨等民生领域，存在档案资料缺失、政策沿革多变、多方诉求交织、反复信访上诉等特点，是社会治理难啃的“硬骨头”。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新春第一会，号召全区上下向沉积多年的矛盾纠纷宣战，向悬而未决的历史积案亮剑，向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顽瘴痼疾开刀。通过半年多的努力，全区共排查土地、山林、水利等领域历史矛盾5714起，成功化解4797起，化解率达83.95%；一批搁置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骨头案”“钉子案”得到实质性化解。

高位统筹建体系，筑牢历史积案化解的法治顶层架构

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首要任务是破除部门壁垒、理顺治理权责，以制度化体系替代临时性处置。广西坚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将历史矛盾化解工作提升到维护边疆稳定、保障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构建起自治区、市、县、乡四级统筹协调的攻坚体系。

一是压实各级领导包案化解攻坚责任。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成立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督查问责等4个小组，分别由自治区领导干部具体负责，统筹推动全面工作；制定印发《全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方案》，明确自治区、市、县、乡四级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对每一起历史矛盾实行全程跟踪、闭环管理；强化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和属地源头治理责任，通过“专班召集、部门报到”等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聚焦“骨头案”“钉子案”等疑难复杂矛盾，实行自治区、市、县三级领导包案责任机制，构建起权责清晰、层层负责的攻坚体系。如贺州市在化解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乡与麦岭镇山林权属存续73年的历史矛盾中，通过“市级统筹定向、县级主战攻坚、乡镇一线落实”三级联动，为2个乡镇的2055名群众彻底解决了1836.36亩山林权属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

二是建立清单化全域排查溯源机制。聚焦“三大纠纷”等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组织“过筛子”式排查摸底，把矛盾纠纷全部纳入视线；依托网格化服务治理，以乡镇、村屯、网格为单元，开展拉网式起底排查，对历年来的权属档案、老地契、承包合同、会议记录、历史协议进行全面收集归档，建立历史档案数据库；各级工作专班建立健全集中排查、专项排查和经常性排查相结合的溯源机制，对排查出来的矛盾进行分类，明确牵头处置单位，实现精准派单，形成“问题—责任—措施—时限”的清单式闭环管理。如来宾市在化解兴宾区与柳州市柳江区一起历时18年的跨市林地积案中，主动加强协调对接，联合柳州市组建工作专班，走访了60余名老干部、老村民，搜集了40余份历史佐证材料，通过档案溯源固定法律事实，使双方当事人对历史边界、权属沿革无可辩驳，为依法调解、司法裁判扫清事实障碍。

三是建立完善化解历史矛盾配套指引。结合广西实际，制定出台《广西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广西水利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等配套制度，以规范化流程和标准化规则理顺权责边界，从制度层面破解权责碎片化、流程割裂化、管辖交叉化等痛点；针对征地拆迁、不动产办证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的态势，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出台全区统一的征地补偿程序和历史遗留办证分类法治化路径指引，实现“化解一起陈年积案、补齐一项治理短板、出台一项法治制度、规范一类行政行为”的治理闭环。如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百背村与田林县六隆镇列屯村因1977.58亩林地归属问题产生跨县区纠纷，百色市工作专班通过调取地块经营记录、权属凭证等，运用北斗定位、矢量图比对、卫星影像等技术核定争议范围，固定客观证据，摒弃单方私自制作的无效材料，使双方当事人信服认可。

全域起底溯源取证，用科技力量还原历史事实

历史积案因年代久远、地界模糊、纸质档案破损、各方口述不一等问题，导致事实难以还原，成为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广西充分运用大数据、档案数字化、电子存证、跨部门数据共享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通信息壁垒，拓宽取证渠道，以科技力量还原事实真相，让历史看得见、可核验、能采信。

一是用测绘技术固定物理边界。全区推行“档案溯源+实地全域勘定+数字技术确权”模式，成为破解山林、跨界、库区移民等历史权属积案的主要抓手。各地工作专班配备GPS测绘仪、无人机航拍设备，对争议地块进行全域航拍建模，生成高清权属地形图，并与老档案坐标逐点比对。如崇左市宁明县处置林场与村集体179亩山林积案时，利用无人机航拍绘制界线图，将口头争执的模糊界线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坐标，结合测绘数据和可视化地图依法划分争议地块，推动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钦州市浦北县在化解北通镇高林村与白石水镇中林村一起长达60年的“插花地”纠纷时，司法所联合测绘人员现场精准丈量，结合测绘数据界定“插花地”边界，为依法化解扫清障碍，多年矛盾一朝化解。

二是用数字化档案盘活历史凭证。自治区、市、县三级档案馆开放历史档案查阅绿色通道，工作专班和调处人员调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包四固定”档案、公社会议记录、早期土地证存根，并同步推进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入库，实现线上调阅，避免反复翻找原始文件。如桂林市资源县工作专班在化解一起长达70年的山林纠纷中，通过查阅海量档案，找到了1964年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从林场管辖区内划出一片山给八方公社的合同》。这份关键书证的出现，让原本模糊的权属关系有了法律依据，最终促成三方达成和解。

多元调解融法理，构建分层分类化解矛盾模式

历史积案诉求复杂，不能一概用诉讼的方式。广西通过“乡镇首调、县级主调、市级统调”的工作机制，打造分层分类的多元化解链条，实现小事村屯调、难事乡镇联调、大案县级工作专班攻坚、跨区域历史积案协同联调。

一是创新本土调解机制，下沉一线柔性依法化解。广西各地立足基层实际，创新一批贴合农村、边境地区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如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鼓楼议事”、融安县的“融议心安”、贵港市平南县的“法治会客厅”等，这些来自群众身边的村屯议事组织，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运用讲情理、明法理的方式，推动诸多相持不下的邻里纠纷、权属矛盾顺利化解。三江侗族自治县与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化解近半个世纪的跨县域山林权属案时，既严格依照行政区划档案和物权法厘清边界，又邀请当地侗族寨佬参与情理疏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闲置山林恢复正常经营。

二是跨区域统筹联调，破解接边地区的历史治理盲区。广西省际、市际、县际交界区域多，行政区划调整遗留大量跨区域历史权属纠纷。为此，广西建立跨市域、跨县域政法协同调处机制，由两地政法委、法院、司法所签订联动调处协议，共享档案、联合勘验、联合听证、联合出具调解协议，并同步进行司法确认。如防城港上思县与崇左宁明县一起长达60年的跨界山林权属积案，依靠两地联合组建的法治专班，通过调取两地档案馆历史资料、共同现场勘测、共同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调解文书，解决了单边执法调处无效的难题。凭祥市针对中越边贸很多小额水果交易无书面合同、价格波动快、纠纷积压多年、涉外诉讼周期漫长等问题，引入越南籍双语调解员参与前期调解，法院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当场进行司法确认，快速化解边贸历史交易积案。

三是严格领导包案攻坚，防止矛盾化解出现反复。过去部分矛盾处置停留在签订协议、暂时息诉罢访层面，未从根源上理顺利益关系、解开群众心结，导致一些问题时隔不久再度爆发。广西在推进历史矛盾化解中，把群众诉求是否合理、矛盾症结是否真正解开作为评判标准，全面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对重大疑难“骨头案”“钉子案”逐一建档立卡，实行一案一领导包抓、一案一专班推进、一案一精准方案。工作专班全面梳理案件时间脉络，核查档案资料、走访当事人与知情人，运用大数据、档案数字化等手段溯源取证，最大限度还原历史事实，厘清矛盾根源，找准争议焦点，为精准施策奠定基础。自治区领导包联调度70起疑难案件，通过逐案会商、合力攻坚，在40个工作日内使54件“骨头案”“钉子案”得到实质性化解。

标本兼治见长效，从被动化解转向源头法治预防

历史矛盾治理非一日之功，唯有坚持标本兼治，将存量化解与源头防控相结合，才能跳出“处置—反弹—再处置”的循环。广西持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以更加主动、系统、长效的治理方式，不断提升矛盾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

一是转变治理理念，推动工作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攻坚转变。一些矛盾虽然暂时息诉罢访，但诱发矛盾的思想心结并未完全解开，一段时间之后极易出现反复。推动源头治理，核心就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跳出“就案办案”的局限，将治理关口前移，把工作重心放在矛盾形成之前。广西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深刻认识到，化解存量积案是攻坚战，防范矛盾新增是持久战，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集中力量开展历史矛盾的专项攻坚，实行领导包案、一案一方案，依法妥善处置一批时间跨度长、利益关系复杂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主动转变思路，推动人力、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法治宣传，从思想层面实现由被动处置向主动治理跃迁。

二是依托多元化解力量，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强化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综治工作向基层延伸，打造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平台，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推动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进驻中心，实现“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群众只进一扇门即可对接多个职能部门，避免多头跑、多次跑。各地充分调动寨佬、律师等社会力量参与调解，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释法说理。通过多元联动机制，大量矛盾纠纷被化解在乡镇、村屯一级，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从源头上降低矛盾沉淀为积案的概率。

三是拓宽源头预防路径，以智能科技赋能治理。积极推动大数据、数字化等技术手段融入矛盾治理工作，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有序打通数据壁垒。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手段攻坚历史积案，通过档案溯源还原事实真相；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对一段时期内的矛盾纠纷类型、高发区域、多发领域进行统计分析，梳理共性规律，研判潜在风险，提前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预警，推动行业主管单位完善政策、补齐监管短板。科技并非简单替代基层干部，而是作为有力工具，帮助基层更加精准地识别和研判风险，实现人力排查与数据预警双向发力，提升源头预防的精准度与时效性。